新加坡电影中的语言多样性与反官方叙事策略：以《小孩不笨2》与《爸妈不在家》的比较为例

近年来，随着“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在世界汉学领域影响力的扩大, "Sinophone"这一最先由史书美(Shu-mei Shih)在其著作《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中系统化界定的概念，逐渐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生产于中国大陆之外，但同时与华语密切相关的文化产品。史将“华语语系”定义为“在中国之外，以及处于中国及中国性边缘的文化生产网络，数百年来改变并将中国大陆的文化在地化”。^[1]作为在台湾接受教育而后在美完成博士学业的第二代华人，她希望以此概念强调中华文化在不同地区因在地化而导致的多元异质性，以抗衡中国大陆带有汉族中心主义的文学生产。

史书美的观点所透露出的政治意图、冷战思维多遭国内外学者批评反对。^[2]虽然她使用”华语语系”(Sinophone)一词对标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西语语系(Hispanophone)，葡语语系(Lusophone) 等带有强烈殖民与后殖民主义色彩的词语的做法显然有失偏颇，但这一概念所提倡的让文学生产回归在地经验，关注“少数表述”(minor articulations)的观点提醒着我们需要正视华语文化世界“众声喧哗”的现象，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平台。

相较而言，另一位“华语语系文学”的倡导者王德威(Der-wei Wang)则要温和得多。他指出，华语语系的重点是从“文”的部分逐渐过渡到语言的部分，以期将“华语”作为研究不同中文或华文写作的最大公约数。不同于史书美对这一概念去中国化、后殖民化的解读，王认为：“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以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形式。”^[3]

华语语系这一框架对语言的关注为我们理解新加坡独特的文化生产提供了一条路径。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移民国家，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即英语、马来语、汉语（普通话）和泰米尔语。新加坡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其语言政策的频繁变化也使得这四种语言和其后所代表的社群并非一直处于平等的地位。但这种语言的驳杂性也给新加坡的文化生产提供了独特的动能。它使新加坡成为一处有创造力的场域，并融入了新加坡华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产中。马华文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此外，许多新加坡电影也频频聚焦新加坡当地的语言驳杂现象和华文教育问题，在荧幕上重现了新加坡这样一个多语言国家的状况，及新加坡华人社群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迷惘与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奥莉维亚·邱 (Olivia Khoo)认为虽然新加坡可以被纳入华语网络的范围内，但其官方和非官方的语言政策和实践意味着它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方式上是“华语”的。^[4]因此，对新加坡的华语文化生产的研究也应重点考虑新加坡不同阶段的语言政策、实践和环境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发现和理解新加坡电影中在地化的华语表达(sinophone articulation),我将以梁智强的《小孩不笨2》与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为例，对它们进行一个比较研究，尤其关注二者的语言多样性与叙事策略。我认为就这两部电影所展现出的语言多样性而言，虽然双方都使用了很多种语言/方言，但《爸妈不在家》倾向于将“掌握多种语言”内化为新加坡人的一个身份特点，并描绘了一幅不同语言和谐共存的画面，而《小孩不笨2》视语言多样性为人们沟通交流的障碍。另一方面，在叙事策略上，两者都可以看作是对新加坡官方叙事的反叙事。但是《小孩不笨2》的圆满结局暗示梁智强没能够坚持他的批评态度，使电影在最后与国家的官方叙事达成了妥协，成为众多新加坡成功故事中的一个。

梁智强(Jack Neo)是新加坡的主流导演，其作品多是针对当地观众的喜剧。他的电影大多受到新加坡政府的高度认可，并帮助他于2004年获得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5]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新加坡导演。由他导演的《小孩不笨2》(2006)是他2002年的电影《小孩不笨》的续集。影片讲述了新加坡的一个中产阶级华人家庭的故事。汤姆和杰瑞是双胞胎兄弟，他们的父亲是一家手机公司的员工，而母亲则是一家中文杂志的编辑。在学校里，教授华文的符老师常对不好好上华文课的孩子们大发雷霆，且经常采取体罚的形式惩罚学生。而放学后，汤姆和杰瑞的父母因成天忙于工作而没空陪伴他们。这部电影是对学校和家长错误教育方式的讽刺。

相较而言，陈哲艺(Anthony Chen)是近年来逐渐崭露头角的新加坡新人导演。他的《爸妈不在家》(2013)和《热带雨》(2019)均通过国际电影节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且收获了良好的口碑。《爸妈不在家》是第一部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新加坡电影。影片聚焦于1997年新加坡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时，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和他们的菲律宾女佣的日常生活。

这两部电影虽然风格相异，目标观众也不尽相同，但均深深扎根于新加坡的国情，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通过对这两部电影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对新加坡社会的刻画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是关于发生在新加坡的中产阶级华人家庭的故事。一方面，孩子们都很淘气且缺乏父母的关爱；而父母们则都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第二，在这两部电影中，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语言/口音，且这一“多语言”的设定也与故事情节联系紧密。如在《小孩不笨2》中出现了英语、汉语普通话和福建话；而在《爸妈不在家》中出现了英语、汉语普通话、福建话和菲律宾语。值得注意的是，《爸妈不在家》的外文（菲律宾）片名叫《Iloilo》。Iloilo是陈哲艺儿时家中菲佣的故乡。影片直接取这一城市名为名也是陈哲艺对从小照顾他的菲佣的一次致敬。第三，家、办公楼和学校都是这两部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场所，是言语交流发生的主要空间。透过电影，我们也得以窥见不同语言在不同空间中的使用习惯。第四，两部电影都表达了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状况、学校体罚学生问题的关注。在之后的小节中，我将讨论有关这些相似之处的细节以及它们是如何与新加坡的语言政治相联系的。

《小孩不笨2》在开场时便通过对比揭示了一个因语言问题而引起的母子矛盾。杰瑞的哥哥汤姆在一次英文部落格（blogger）比赛中获奖。当主持人在给汤姆颁奖时，一面是欣喜的汤姆和为他欢呼的小伙伴，一面是在台下闷闷不乐的母亲。颁奖礼结束后的下一个画面便是身为中文杂志编辑的母亲对汤姆的指责。她对汤姆华文作文考试只能拿65分却乐衷于在部落格上写乱七八糟的文章而感到不满，并质问汤姆唐诗三百首中学会了几首。这一桥段透露出两代新加坡华人对于语言学习的不同态度，使电影一开篇便陷于紧张焦虑的氛围之中。

虽然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但长期以来英语一直占据主导，其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三种语言。一个人能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往往是他能否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关键。《小孩不笨2》描绘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一个现状：很多学生不愿意学习华文。在他们心目中，华文并不重要。孩子们对华文漠不关心的态度也激化了孩子们与老师、父母间的矛盾。晶晶和汤姆就非常排斥华文。晶晶是个语文考试只考10分的女生。当符老师用普通话与她交谈时，她总是用英语予以回应。当汤姆的父亲在一家高级餐厅与他共进晚餐时，汤姆会因自己的父亲在点菜时读错了“羊肉”(lamb)这个词而尴尬，而服务员也通过模仿客人错误发音的方式来取笑他。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孩子们都觉得说英语可以让你更优越。同样，在《爸妈不在家》中，在一次商业谈判破裂后，当家乐的父亲问客户的助理是否可以允许他带一些新的玻璃样品重新商谈时，助理以自己的新老板只会说英语为由拒绝了他。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在新加坡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排在第一位的工作语言，也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

电影所描绘的正是新加坡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新加坡语言政策的结果。2000年，新加坡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讲正确英语运动”（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以鼓励和引导新加坡人使用标准英语。李显龙总理（Lee Hsien Loong）在2000年动员会上的演讲中直接地指出了英语对新加坡人的重要性：“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在与世界进行商务交流时的明显优势…如果我们说的是一种错误的别人听不懂的英语，我们将失去关键的有竞争力的优势。”^[6]李显龙在讲话中重点介绍了教育部关于学生使用语言的报告，指出在学校使用英语时，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相当普遍，而这些错误将带来严重危害。可见，虽然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但官方政府对学生使用英语的情况尤为重视。“讲正确英语运动”的第一任主席David Wong也强调：“我们最好从小就学习讲正确英语。”^[7]

在新加坡电影中，语言不仅区分了富人和穷人，也区分了年轻一代和老一代。在《小孩不笨2》中，只有当汤姆和杰瑞的奶奶在场时，观众们才会听到福建话的声音。汤姆和杰瑞以及其他年轻学生并不会使用这一方言，只有汤姆和杰瑞的父母会和奶奶用福建话沟通。《爸妈不在家》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家乐的家庭里很少用福建话交谈。但当家乐一家在庆祝家乐奶奶生日的家庭大聚会上时，我们可以听到福建话不时从老一辈人的口中传出。

福建话在家庭中使用频率的减少也是具体语言政策的结果。19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新加坡，81.4%的新加坡人在家庭日常交流中使用方言，其中37.4%使用厦门方言，18.5%使用潮州方言，16.1%使用广府方言。^[8]然而，自李光耀在1979年发起“推广普通话运动”以来，新加坡华人对方言的使用迅速减少。这项运动提出要让所有年轻华人在5年内停止讲方言，10年内在公共场合掌握流利的普通话。在这项政策下，公共媒体对方言节目和方言歌曲的播放受到严格限制，所有方言只能在非正式和私人场合使用。到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岁以下经常在家中使用闽南话交流的只有3893人，占同期普查人口的0.52%。^[9]推广普通话运动使得方言渐渐成为了老一代人的专属乡音。然而由于英语带来的经济效益，虽然时至今日官方依然在推广普通话，但它的力度已远不及前文所提到的“讲正确英语运动”的力度。

因此，如上所述，借助新加坡具体的语言政策，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新加坡电影中所表现出的语言多样性，以及语言是如何成为新加坡人身份的代表的。英语对促进新加坡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们需要在高级场所、正式场合使用的语言，是学生应该熟练掌握的语言；福建方言常常只能在老一辈的新加坡华人口中听到；而普通话对于许多家长来说是难以舍弃的东西，但却容易被在“讲正确英语运动”浪潮中长大的孩子们忽视。

《小孩不笨2》和《爸妈不在家》对于不同语言在不同场景的配置也是对新加坡现实社会的反映，并有一些相似之处。由于这两部电影都可以归类为聚焦于新加坡华人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的家庭剧，影片中故事发生的背景也基本都是在学校、工作场所和住所之间切换。

3.1学校

正如上一节提到的，新加坡在语言政策上偏向于推广英语且重视学生的英语使用情况，自然而然学校成为了人们使用英语交流的主要场所。《小孩不笨2》中，教授华文的符老师与华文能力差的学生班级之间频发的冲突矛盾，校方对华文老师的不重视都从侧面说明了中文在新加坡的弱势地位。

在《爸妈不在家》中，当场景被设置在课堂上或是如升旗仪式等其他公开场景时，英语永远是首要使用的语言。但是，如果场景被设置在学校里的非公共场合时，换句话说，即处于私人空间时，人们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交流。例如，当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时，家乐和他的老师会用普通话交谈；但如果有其他同事进来时，他们会马上切换成英文进行交流。无独有偶，当家乐因殴打同学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受体罚时，负责惩罚他的人用普通话提醒他把手放在桌子上，并告诉他校长此刻正紧盯着他。影片通过一个全景的广角镜头，把被惩罚的家乐同他的同龄同学们隔离开来。此外，在接下来关于体罚过程的近景中，将背景中的学生虚焦化的处理方式也在感官上使得家乐和台下的他们仿佛处于两个世界，使得整个体罚过程发生在私人空间而非公共空间。因此，陈哲艺导演对于语言的配置使得《爸妈不在家》中的汉语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亲密语言，一种当人们处于私人空间时会优先使用的语言。这可以被看作是新加坡华人私下里对政府确立的语言等级制的反抗，也暗示着至少对于导演那代人来说，无论英语如何普及，汉语普通话仍是构建起新加坡华人身份的重要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孩不笨2》和《爸妈不在家》中，学校校长都是由一个不会说流利普通话的人饰演的。作为学校这个小环境的“统治者”，电影中的校长可以被理解为是强力推广英语的新加坡官方政府的隐喻。在《小孩不笨2》中，校长在第一次开口说汉语普通话时犯了很多错误。她表示自己正在积极学汉语，并希望华文老师能谅解自己。讽刺的是，影片中没有包含关于校长学习汉语的任何片段，但在影片的最后，她通过对一些古老中国谚语的运用表示出她在汉语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之下，影片中汤姆的母亲则遭受了不同的待遇。当她误以为儿子被同学国宾欺负时，便把国宾带到校长办公室，并用蹩脚、难以理解的英语批评他。“这个学生很有趣(funny)，可怕(terrible)，植物(vegetable)。”这可笑的一幕正是对华裔学生父母说不好英文的刻板印象折射。相较说不好汉语普通话但却能在影片最后取得巨大进步的校长而言，不会说英语的学生家长显然没有得到相应的理解和宽容。

3.2工作场所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英语在工作环境中的主导地位难以被撼动。在《小孩不笨2》中，汤姆和杰瑞的爸爸在一次介绍公司研发的第三代通讯设备的演示会上使用普通话是因为他面对的是来自中国的客户，而当他和自己的新加坡同事、上司沟通时，他使用的始终都是英语。在《爸妈不在家》中，当家乐的父亲在失去玻璃销售员的工作后，他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工作。在面试时，他全程都是用英语和面试官交流；而当家乐的妈妈和她的同事在工作间隙聊天时，她们用汉语普通话交流。影片对于工作场所使用语言习惯的展示，也再次印证了英语/普通话分别作为一种在正式/非正式、公共/私人空间使用的语言的想法。

3.3住所

相较于学校和工作场所对英语的偏爱，这两部电影在家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且它们彼此之间也有差异。

在《小孩不笨2》中，家人们彼此都用汉语普通话交流。然而，他们的沟通并不顺畅。这种沟通的障碍尤其体现在隔代之间，如汤姆和他的父母之间，他的父母和奶奶之间。当汤姆的母亲用普通话教育汤姆时，他总是以英语回应。至于奶奶，她因与汤姆和杰瑞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合而经常不满，以至于在一次争吵中分别用普通话和福建话说了好几遍，“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语言，才能让你们理解我的想法。”虽然他们一家都是新加坡华人，彼此之间并没有语言障碍，但电影却让观众觉得他们之间的交流磕磕绊绊、障碍繁多。在家的沟通失败，可以看作是符老师在学校所处同样困境的延伸。

反观《爸妈不在家》，虽然家乐一家还有一位来自菲律宾的保姆，但沟通显然比《小孩不笨2》更顺畅，甚至超越了语言的界限。菲佣特蕾莎(Terasa)不会说中文，但仅凭英语便很好地融入了家乐的家庭。片中有许多场景也传达出是否能够理解一种语言的具体含义并不重要的观点。例如，特蕾莎就曾与家乐分享自己音乐播放机里的菲律宾歌曲，虽然一开始家乐并不喜欢这首歌。后来，当家乐得知特蕾莎即将离开新加坡时，他开始反复听这首由菲律宾乐队asin演唱的塔加洛语歌曲Kahapon at Pag-Ibig，并在影片结尾处的产房外与父亲一同分享这一歌曲。当旋律响起时，即使特蕾莎早已离开了新加坡，她也仿佛时刻在场一般陪伴着家乐一家人。陈哲艺导演在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不理解这首歌的歌词，外国人（非菲律宾人）也肯定会被这首歌所触动与感染的。”^[10]无论是在银幕内还是银幕外，在陈哲艺看来，语言都不能算是障碍。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从这两部影片所表现出的语言多样性来看，虽然它们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语言/方言，但《爸妈不在家》倾向于将“多语言身份”内化为新加坡人的一个身份特点，并描绘了一个不同语言和谐共存的画面；而《小孩不笨2》则倾向于关注在语言驳杂现象影响下，新加坡混乱的语言生态和华文教育问题，并认为正是语言多样性导致了低效的沟通，引发了新加坡社会中不同代际、不同族群之间的众多矛盾。

在艾德娜·林（Edna Lim）看来，新加坡电影业的发展历史是破碎的，主要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50年至1960年的黄金时代和1990年后至今的复兴时期。她认为复兴时期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反演”（counter-performance）的形式介入了对新加坡国家概念的构建之中，在荧幕上展示了一个有别于国家官方叙事的另一个新加坡。^[11]梁智强的《小孩不笨2》与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都可以被归类为新加坡电影复兴时期的作品，且都继承了“反演”这一传统。新加坡旅游局网站上的一段话可以被视为是对官方叙事下新加坡的国家形象的概括，这也契合了大部分人对于新加坡的印象：

在短短150年的时间里，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和工业中心。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是世界上主要的炼油及分销中心…它已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的战略位置、先进的设施、迷人的文化差异和旅游景点都为其成功地成为商务和娱乐的主要目的地做出了贡献。^[12]

但不同于官方对新加坡的描述，《小孩不笨2》对新加坡政府教育体制的批评讽刺与《爸妈不在家》对因经济危机而萧条破败的新加坡中产生活的刻画都通过荧幕提醒着观众，除了那一个被官方叙事所神话化的新加坡，还存在着另一个新加坡。

复兴时期的电影对展现另一个新加坡的热衷与新加坡制作“独立”电影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Jan Uhde和Yvonne Ng Uhde在他们对新加坡独立电影的研究中指出，新加坡专业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都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而由于独立电影不受国家或大型资本的资助，这些新加坡独立电影人得以审视隐藏在新加坡神话表象下的方方面面，进而形成了另类的新加坡电影文化。^[13]不同于新加坡主流电影，这些小成本的独立电影往往保留着一种自反性的特质，迫使观众透过荧幕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爸妈不在家》和《小孩不笨2》都遵循了新加坡独立电影这一传统。

《爸妈不在家》的故事被置于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并暴露了一系列因经济萧条导致的问题。它的反官方叙事主要体现在对新加坡成功模式的摒弃。因为金融危机，家乐的父亲不仅丢了工作而且炒股票亏了本，最后不得不去仓库做警卫；家乐的母亲因迷信成功学而误入了传销陷阱；而家乐自己也是为了研究彩票中奖的规律，收集了满满一本书彩票的号码，但最终也没能如愿。在影片中，家乐一家三口都表现出了对财富、对成功的强烈渴望，且都通过不同方式付出了相应的努力，但最后却没能如愿。

在《小孩不笨2》中，梁智强表达了对新加坡学校华文教育缺失和体罚制度的强烈不满。然而，这些批评都是通过喜剧这种非严肃的方式呈现的，使得这些社会问题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糕。例如，影片有这样一个场景，当记者采访学生关于体罚的看法时，为了避免暴露真实身份，被采访者带着小猪面具而背景中的学生则都用手捂着脸。此外，影片的美满结局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新加坡国家所提倡的主流叙事——一个人通过努力奋斗变得成功。汤姆和杰瑞的父亲虽然在与中国客户的展示会上提前离席，但最后仍然赢得了客户的企划案；一家人的关系顺利得到了缓和；汤姆的好朋友成才也找到了自己能够发光发热的地方，成为了一名拳击手。但是，这些成功反而掩盖了影片开头就提到的华文教育缺失和学校体罚的问题，导致它们在电影结束后仍然悬而未决。孩子们开始重视中文了吗？学校不再处罚学生了吗？父母将来会更关心孩子吗？这些问题在影片结尾都没有得到回答。这种叙事方式也不禁让人怀疑其作品可能是通过电影手段实现国家政治的延伸。电影通过在开头抛出一系列问题将相对弱势的华人群体吸引进来，但最后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反倒试图说服观众去与那些不受欢迎的政府政策妥协。

Ying-Ying Tan和Irving Goh曾尖锐地批评道，虽然梁智强的电影表达了语言弱势群体的声音，并通过在荧幕上再现因国家语言政策而导致的不平等现象表达了对政府的讽刺，但他的电影实际上只是复制了这些已经存在的分配不均。^[14]电影揭露了但并没有去反对这些不公正的分配，而是以一种维持、强化甚至庆祝的方式去描述这些现象。换句话说，在梁智强的电影中，并不存在与政策的对抗。电影并不是真的有兴趣去质疑国家政策，而是在潜在层面上，想要去寻求验证它的合理性。

也难怪梁智强的电影能受到新加坡官方政府的高度推崇。梁智强本人除了被授予过公共服务奖章和新加坡文化奖外，吴作栋和李显龙两位总理也都曾在新加坡国家日的演讲中称赞他的电影。让一些新加坡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梁智强的电影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细节上都表现出对官方的讽刺和取笑，却仍然能赢得官方的青睐。对于有远见的当权者来说，比起电影对于既定政策的小打小闹，其复制或创造出的一个又一个新加坡成功故事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简而言之，在《爸妈不在家》中，金融风暴的阴云自始至终都笼罩在家乐一家的头顶，使得新加坡官方政府塑造的神话破灭了。相较而言，《小孩不笨2》的圆满结局则暗示梁智强没能够从头至尾坚持对政府的批评态度。其电影结尾常常拖着的那条光明的尾巴代表着与国家官方叙事的妥协，帮助泡制了一个又一个虚假的新加坡成功故事。